“任泽平：2019年中期宏观经济拆析”

本篇文章2858字，读完约7分钟

下半年我国的经济走势

2019年上半年经济暂时稳定，2019年下半年至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这与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呈现“l型”趋势的评价一致。 近年来，我国经济三次触底，第一次是年初，第二次是2019年年中。 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短期库存复苏在金融杠杆后半段受到抑制，中美贸易摩擦出现出口效应，房地产调控持续收紧导致房地产投资拐点(见图1 )。 虽然特别债务的发行发挥了作用，但预计土地财政下跌，基础设施反弹力有限，难以应对经济下滑。

2009年、年、年、2019年，我国经济出现4次短周期触底反弹，首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公司、居民部门不断大幅度杠杆化。 目前，宏观杠杆比率较高，微观主体部门承受杠杆空的时间有限。 因为这个短周期排斥力越来越弱。 随着年初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见底，政策底(年第三季度)、市场底) 2019年第一季度)、经济底) 2019年中)相继出现。 但是，由于微观主体加杠杆空之间有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待改革开放，预计m2和社会融资规模恢复力度不大，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效率问题仍有待处理

从权益市场来看，股票的性价比很高，但取决于基本面、风险偏好、货币政策等各方面的博弈。 从债市来看，经济基本上有利于债市，但空之间有局限性。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一二线城市房价反弹和三四线城市库存反弹的压力并存，人地联系问题尚未得到根本处理。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等，我国经济增长之前动能就在减弱，有必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历史上，新的增长点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乡镇公司和民营经济、推进沿海开放城市试点、1998年住房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市场等。

我认为中国的投资饱和是个伪命题。 中国人均gdp约97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而且东西差距极大。 虽然这个投资空之间巨大，但不是以前流传下来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行业，而是新的投资行业——民生行业的教育医疗依然十分匮乏，科技创新行业重要的基础性研发依然是短板。

在过去的十年里，地方政府、公司、居民不断举债，加杠杆空之间已经很有限了(见图2 )。 政府必须积极杠杆化，让微观主体“轻装”。 中央政府举债的首要措施是大幅度降低公司和居民的税收，建立实际的社会保障账户，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放开使居民放心花费的汽车、金融、电信、医疗等领域管制，购买部分持股风险公司债务的好资产 等等。

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公司家的积极性。 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在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经济锦标赛、民营经济活力爆发。 现在，要给地方政府新的激励，给民营公司的房子带来安全感，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突破。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随着国内一些人对形势更加冷静的经济持续下滑，减税、削减费用和开放的力度必须更大、步伐必须更快。

世界经济停滞，新的缓慢周期将开始

经济有自己的运营规律，趋势和周期，也就是潜在的增长率和商业周期共同决定。 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的“l型”触底期。 从运行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六个周期的重叠位置。 这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前沿、金融周期的后半段、产能新周期的底部、房地产周期调控后期、库存周期从自主库存向被动库存恢复的早期、新政治周期。

2019年初以来，全球主要经济区块增长放缓。 经过长达10年的扩张，由于贸易摩擦的冲击，减税效果减退，库存、产能、房地产三个周期影响下方，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停滞的迹象。 各央行纷纷发出“鸽子”派信号，全球新币宽松开放。

从库存周期来看，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初处于库存周期的积极去库存阶段，2019年初放松了对经济的拉动。 2019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处于被动灭库复苏的初期，但受到金融周期后半段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制。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目前处于调控周期的后期。 虽然经济在下降，但在“房地产不炒”的政策下，房地产调控依然严格，特别是房地产融资依然严峻。 由于具有先进性的房地产销售、土地购买、资金来源指标大幅下跌，房地产投资拐点涌现(见图3 )。

从金融杠杆周期来看，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国有公司、居民三大部门不断举债，宏观杠杆比率高，微观主体再次举债空之间有限。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的后半段，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化解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摩擦方面具有足够的韧性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美方的战术意图和暗流越来越明显。 其目标显然不是缩小贸易赤字这么简单，更多的迹象是，美国高举贸易摩擦的旗帜，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的升级为目标，特别是对中国高科( 600730 )技术行业实行战术遏制和“围堵”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到竞争的发展，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分歧，近年来，美国政界、商界、社会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鹰派”的言论不断兴起。 美方一些人认为，中国是政治权威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贸易重商主义和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我们认为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快速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和科技公司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加以改善。 在美国“副歌区”之前就有传言称，失业者是支持特朗普对华强硬的主要政治基础，一些政治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迎合这位选民的首要。

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时间性和日益严峻的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最高应对，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和战术能力。

面对内外形势，我们最好的应对措施是推进改革开放，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 我国主动提出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由贸易区，降低关税，放松投资限制，减少负面清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大力搞活服务业、大规模减税、降低费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 要激发民营经济的信心活力，营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地方政府各级部门的积极性。

我们必须清楚地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特点，如果重启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见图4 )。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14亿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4亿人)； 中国城市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还有20个百分点空之间，潜力巨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数7亿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800多万人，人口红利完全符合人才红利。 新的改革开放将开启新的周期，释放巨大的活力。 这都表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和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