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于学军：中国金融监管应着眼于宏观思维”

经记者张威从北京来

11月22日，银监会国有要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在学军为本财经主办的“本金麒麟论坛”上表示，2008年未谨慎发放大量贷款，造成了今天监管困难的局面，中国金融监管应着眼于宏观思考。

于学军表示，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走过了30多年的历史，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56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两次外围大金融危机的冲击。 事实上，这期间全球发生的金融危机不止这两次，但明显影响中国的是这两次，一次是1997年发生在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称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

他认为，在这两个时期，这两个阶段，当亚洲和全球金融出现问题时，中国金融状况、包括我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实际机构整体资产质量状况、市场状况还不错。 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的金融整体状况很好。

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反而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呢？

学军表示，实际上，在两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正好进行了两次不良资产剥离。 一次是1994年、1995年，我们当时在实施治理整顿3年使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中，对当时4家国有银行剥离了14000亿美元、约14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 我们银行的状态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正好，在2008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从2004年、2005年以后，对工农中建交的四大银行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解决了14000多亿，其实这两次加起来大约30000多亿。 通过剥离不良资产，银行重组、改革，我们两个阶段正好处于银行比较强势的状态。 因此，当时的危机对中国的金融本身没有太大的冲击，而且我们当时的状态很好，防范风险的能力也很高。

“并不是说中国的金融总是好的，只是那个时候国家使用的巨大代价解决了这些不良现象。 ”于学军表示，原因其实也与金融危机有关，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紧急启动了当时所谓的4万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巨额投资刺激计划。

于学军有一种说法是4+10万亿美元巨额财政信用投资的刺激性计划。 “这个说法是我经常提到的概念，首先考虑到我们当时投资了4万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加上银行一年的放贷增加了10万亿美元，就变成了10万亿美元以上。 事实上，证券企业他们做过一点估算，除了表外没有其他统计，所以实际上这一年的大口径应该超过13万亿美元。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一年的信用投入每年没有超过5万亿，所以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 事实上，当时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货币信用膨胀问题。 结果，我们的生产能力明显过剩，整体负债率大幅上升，房地产市场发生泡沫，影子银行、社会筹资如火如荼，某些方面显得混乱等，今天的经济一系列问题都与当时我们实施巨额刺激政策有关。 ”大量贷款由于当时的情况而未能慎重投入，今天将成为大量的不良资产或潜在的不良资产，从而产生这种风险。 ”

于学军表示，目前银行普遍存在的不良反弹压力非常大，任何银行、任何地区，实际上目前银行反映的不良现象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个别银行还只是冰山一角

他的比喻:简单地比喻一下这个过程，中国金融目前的问题就是当时投入如此巨额的货币信贷。 就像欧美他们爆发金融危机导致他们生病一样，中国为了紧急防范这个风险，打了针吃了药，但打了过量的激素。 当时的治疗有好处，如果当时注射和吃药对症下药，或者剂量过大，一定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从那里产生的。

于学军还提出“三期”重合的说法，但实际上“三期”重合的说法都是相关部门总结的，即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的形势、困难除了经济增长的转轨期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之外，还包括 三期”中最重要的是在前期政策消化期形成的，一个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当时那样的刺激政策，很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到了中高速增长，很难说我们的结构调整已经持续了20多年。 为什么现在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果说实际上与当时的刺激政策直接相关，那么中国的金融监管实际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并且学军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金融监管需要创新。

学军表示，目前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宏观问题。 既然如此，就必须着眼于宏观思维而不是微观层面，那就是展示整体的战术思维。 但是，我们的监管部门他们专业性强，大部分监管者以专业性为己任，以专业性为荣，缺乏整体宏观思考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