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认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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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

这篇文章于2019年2月17日分享。 / h// S2 /

在最近关于风险防范和稳定增长的讨论中，很多学者认为，与国际经验相比，中国的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偏差非常明显。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这一现象。 否则，难以保证风险防范和稳定增长的宏观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为了应对经济持续下滑的问题，我认为居于首位的不是政策，而是认知问题。

从宏观上看，宏观政策是最底层的，上面有制度安排。 而且，最上层的东西是认知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突破“姓社姓资”的认知开始，然后进行了市场经济的体制突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宏观政策方向的转换。 今天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还是因为两个认知进入了误区，这两个认知误区没有被打破，无论宏观政策如何调整，都不会出现下行陷阱。

第一个认知错误是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降速阶段。 理由是工业化基本完成，应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主导的阶段。 / h// S2 /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阶段下来的一些变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率一旦下降，就会不断突破人们认为正常降速的区间。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终于对降速的正常性产生了疑问，我认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相继提出“六稳”、“七防”，就是从这种“正常降速”向“异常降速”的认知转变。

那么你为什么认为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认识是错误的呢？ 中国特殊的国情是，中国是“二元结构”国家。 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一元结构是主流，经典的市场经济是“金字塔”形结构。 也就是说，越往下穷人越多，越往上富人越多。 二战后改良的市场经济是“橄榄”形结构，也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体，但二元结构是“工字型”结构，上面有小富裕群体，下面的中间收入群体小，下面有大的低收入群体

目前，中国8亿城市常住人口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占40%，平均收入6万多元。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约为人均gdp的90%，所以换算成美元，这部分高收入人口的人均gdp在2.5万美元左右。 虽然中国农村居民中的最高收入只是城市居民的中等水平，但考虑到部分高收入农村居民的收入已经达到城市中高收入以上的水平，以5%的比例计算，中国目前所有居民中，约3.5亿人均gdp在2.5万美元以上。 用同样的算法，中国现在剩下的10·5亿人均gdp是4千美元。

10亿低收入人口是中国的人口主体，处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口，其支出力度仍处于温饱的“小康”水平阶段，但3亿高收入人口有买车买房的能力，支出水平进入现代化的“富裕”阶段。 进入新千年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得益于两大诉求引擎的拉动，一个是新全球化带来的外需，一个是3亿高收入人口房，车的诉求带来的内需。 以2009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增长率下降和2009年中国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下降为指标，我国率先相继完成富人住宅、汽车的职业生涯，到了2009年才进入住房、汽车相继负增长的阶段，相应地，围绕住宅、汽车的一系列相关产业，如家电、汽车

但是，中国的人口主体还没有实现从“小康”到“富裕”的阶段性飞跃。 由于这是由“二元结构”决定的，中国工业化高峰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新千年以来出现的经济“起飞”是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由10亿低收入人口引发，更大、更长的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三个数据证明这个新高峰的情况。

一是，中国每年拥有千人汽车170辆，发达国家600~800辆，为什么中国在170辆的水平上汽车诉求停滞？ 幸运的是，日本在1970年也只有170辆，但是日本基本上在1975年完成了工业化，之后，汽车保有率到90年代上升到了650辆。 中国以170辆的水平出现负增长，是因为3亿富人的住房和车的诉求已经达到了“天花板”，但后期10亿人的诉求更大，为住房、车的诉求乃至整体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大空的空间

第二，如果将目前10亿人的支出水平提高到3亿人的水平，中国的社会支出品零售额将从去年的40万亿元增加到120亿元，是今天的3倍以上。 / h// S2 /

第三，根据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一旦居民支出进入由温饱转向住行的阶段，首先将大幅提高能源、钢铁等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然后进入住宅、汽车领先的机械、电子、化工等重加工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近十年来把“脱产能”的要点放在钢铁和煤炭上，其实是工业化开始进入重加工业的标志，这个标志的产生，不是3亿富人的工业化阶段，而是10亿低收入者的工业化阶段的标志。

(/S2 ) )这里，必须搬出的第二个认知错误是“基数大、增速慢”的法则。 / h// S2 /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的gdp总额超过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因此官产学三界人士似乎已经共同认同了“速度应该放慢”的评价。 从工业先行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确实工业化完成后，速度开始下降，但它对“一元结构”国家来说，是“一元结构”国家的经济规律，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国家。 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经济也是二元结构，既有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也有中国这样快速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数变大了，所以如果世界经济增长率不变高，就没有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 因为中国内部缩小，已经有了经济增长的高峰，或者3亿人的生活进入了现代化阶段，以后的10亿人永远不会买房买车，所以不会再出现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也同样是错误的认识。 所以，只有打破“基数大、增速慢”的噩梦，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萎靡，进入第二个经济增长高峰。

事实上，我们已经留下了第二个经济增长高峰。 以新千年目前9%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3亿人新千年初人均收入水平为5千美元，在此基础上对住房和汽车出现了长达10年的爆炸性增长，但今天10亿低收入人口的人均gdp也并不遥远5千美元，

从“一元结构”的经济规律和三亿人的工业化阶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必然会进入认知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人类的认知不发生变化，经济减速依然是正常的，经济低迷是因为减速阶段和经济循环重叠的缘故。 因为这一切政策都围绕着反周期转，一旦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高峰到来，就会远去。

最后，由于中国低收入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城市化是打破“二元结构”、摆脱经济低迷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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