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进度提速 改革面临三道坎”

本篇文章6167字，读完约15分钟

编辑

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从今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增值税改革”试点，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领域纳入“增值税改革”试点。

改革需要克服困难。 《每日经济信息》记者综合专家的观点，分析不断加快的增值税改革进程对现行财税体系、相关领域和现有地方税结构的影响。

“扣除”的难题5%公司的税负不会下降

经过记者胡健从北京出发

改革的推进正在稳步推进。 4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后，4月2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将联合召开视频会议，扩大部署年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工作。

从各地营改增试点来看，大部分公司税负下降，整体减税效果明显。 但是，也有不少公司在考试初期税负增加。 国税总局局长王军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9个省市率先试点“增值税改革”的公司达到112万户，实现负增长550亿元以上。 但是，他供认公司税负增加了5%左右。

增税后，为什么有些公司的税负会增加？ 下一次改革中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对此，《每日经济信息》(以下简称nbd )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

多重原因引起的税负增加

nbd :增值税改革从年初开始扩大，今年8月将再次经历双重扩大。 你如何评价这个过程？

刘桓(增值税改革的扩大进度符合研究方向，增值税在2009年实施转型，与金融危机后调动公司积极性有关。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快于预期，第二产业倒退，第三产业增加，公司经营结构也在逐渐变化。 如果原来企业广告主是单一经营的话，现在是混业经营，从税政管理上也要加速增值税的扩大。

但是，销售税要完全远离历史舞台还有相当一段时间。 销售税有9个职业，有些职业至今仍很难纳入增值税。 目前征收营业税的领域改为增值税后，最大的利润是可以提供扣除的发票，但目前有些领域无法向下游提供扣除。 例如饮食娱乐。 可以想象，一些与生产力相关的领域属于增值税范畴，但其中有些很容易，扩大增值税范围应该大致是先易后难，中央最新的表现是纳入邮政通信，因为它与生产密切相关。

nbd :以物流和交通运输业为主的公司修订增值税后，出现了税负不降的状况，这应该如何理解？

刘桓(请分析一下不降低逆增益的原因。 增值税和营业税税制的计算方法不同。 营业税全额征收3%的营业收入。 因为这比较简单，增值税首先要保证税负不超过营业税。 增值税是承销减去拼音，承销是11%的税率。 这只有一个，因为印度必须在8%以上。

现在我们扣除的部分可能不到8%，但是税负在增加。 原因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首先库存不能顺利解决。 上海年开始试点增值税改革，很多公司的东西都是年购买的，没有增值税发票是不能抵扣的。 必然会导致扣除不足。 这一点在年上半年尤为明显。 其次，在交通运输领域，可能会被认为是公司买车。 买车的话有增值税的收据，但是现实中很多公司没有买车，所以没有多少项目可以扣除。 再者，路桥收钱不扣除，走得越远路桥费也越多，公司价格也大幅上涨。最后，没有保险。 运输公司中最重要的支出之一来自保险费支出，但保险领域没有进入增值税改革试点，没有增值税收据，运输公司的大部分价格无法扣除。

如何扣除必须尽快重新定义

nbd :面对公司税负增加的难题，现在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

刘桓:必须以急速成长的姿态来应对。 比如路桥的收钱问题，如果全国进入民营化改革试点，上海的公司可以扣除上海的路桥收费，但在其他地区并不是不能扣除。 如果将来金融业有增值税收据，这个问题也会同样处理，改革越深入，问题就越少。

现在，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在增加。 因为这个国家采取了财政归还政策，所以无论税负增加多少，财政都会给予归还。 但是，这种方法还存在问题，如果返还时间有延误，就赶不上年末的退税，公司的资金链就会吃紧。 因此，对运输和物流业11%的税率，还是要进行制度上的设计，要符合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的基本方向。

nbd :还是有些领域没有进入增值税改革试点，税负不是最大的原因吗？

刘桓(不在建筑领域等增值税范畴与税负问题有很大关系，目前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找到对工业和商业公司监管的好方法，这也是领域进入放缓的首要原因。 建筑安装业比较多、复杂，构成价格的很多，目前有数万种产品，涉及几十个领域，难度较大，如果自由实施，很可能在建筑领域没有扣除项目。

铁路和通信引入择机也与税负问题有关。 目前，铁路领域的税率设定为11%，通信设定为6%。 改革后，以前被告知有必要重新定义可扣除的项目和不可扣除的项目。 原本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的扣除项目很明确，但在涉及新兴产业的情况下，很多费用并不简单。 一部分公司的支出必须重新认识是人工费还是材料费。 必须从观念上重新认识

税制的焦点重构面临着许多选择

张斌(社科院财经战术研究院研究员)。

增值税改革不仅在完善税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冲击了1994年财税改革构建的中央和地方基本财政分配框架。 随着改革的推进，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将完全被增值税取代，但目前增值税中央与地方以75:25分开，如何调整“增值税改革”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全年地方税收入总额41106.74亿元，地方营业税收入13504.44亿元，占地方税收入的32.85%，约占三分之一。 增值税25%的地方分割收入为5989.25亿元，两项合计达到19493.69亿元，占地方税收入的47.42%。

全年增值税+营业税收入合计37945.63亿元，营业税全部转换为增值税后，增值税保持75:25的比例，根据全年数据推算，不考虑减税等因素，地方收入为9486.41亿元。 面对营改增后地方如此巨大的收入不足，必须要求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进一步推进试点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

在原税制框架下处理增税后地方收入减少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在税制和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业权划分和转移支付没有得到调整的情况下，增值税改革后弥补地方收入不足似乎只是现行税收重新计算的问题。 根据这个观点，一定有三个基本方案。 其一，按领域划分增值税收入。 从征收营业税的领域征收增值税的税后收入全部留给地方，征收增值税的领域继续维持75:25分。 其二，调整增值税的分割比例。 其三，增值税不变比例，调整其他税种的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

如果将将来可能实施的税制改革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调整的视野，方案设计可能会更加复杂。 根据税制改革的方向，有增加房地产税、资源税等地方税收入的两种基本观点。 通过税费改革，将居民自建房纳入房产税征收范围，作为地方收入时继续推进资源税从量征收到价格征收的改革，适度增加税负，扩大征收范围后地方收入仍会增加的另一种思路是，增值税转为营业税后， 该方案的核心是首先降低增值税税率，将其全部列为中央税，在保证整体税负恒定或略有下降的基础上，将因增值税税率下降而减少的收入通过在零售环节征收营业税转移到地方，并将零售环节的营业税全部列为地方政府的收入。

如果将事业权分割和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也纳入方案，增值税改革带来的地方收入差距问题有可能发展为1994年分税制体制的重构。

如果重新划分事务权，就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例如，将义务教育、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药品食品质量监督等现行地方政府的事业权划在中央。 由于地方支出规模下降，这将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因为这样可以弥补或减少收入的下降。 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共享关系、经营权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通过增税增加的收入也可以通过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常规转移支付的方式再分配到地方，以弥补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足。

这些方案各有优劣，多个方案可以互补，但随着增值税改革的推进，在不同阶段、不同方案之间也可以替代和转换。 现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调整的关键是税收收入的再分类，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时机成熟时将进一步进行调整。

另外，制定规划时，不仅要关注弥补地方收入差距的层面，还要结合未来税制、事权划分、转移支付改革设计中长期的综合改革规划，高度关注不同规划对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机构的难点国税和地方税的“版图”发生了变化

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改革的试点，进入年内加快了进程。 目前，有关方面采取横向扩大、纵向深入的战术，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进程。 虽然这场改革对公司整体税收负担的影响相对较小，(大致来源于维持整体税收负担不变)但对政府间税收配置的影响将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在目前的政府间税收安排中，营业税大多属于地方收入，增值税税后有所变更，其中约75%设定为中央收入。 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改革，将对地方财政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造成巨大的冲击。

事实上，重新划分国税和地方税版图，比起增值税改革引发的其他问题，更是补偿改革的最大难点。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增税将创造一个极好的机会，促使重新审视和整理政府间的税收安排。

首先，税制和政府间税收安排的相互关系如何协调？ 增值税改革直接触及到了税制改革这两个目标的协调。 一方面要确保整体税收负担基本固定，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税收对经济运行的扭曲，即实现超额负担的最小化。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之间形成合理的税收安排。

鉴于增值税的中性特征远远压倒了营业税，增值税改革标志着政府正在朝着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前进。 考虑到中国计划经济的背景和“逐一发挥税收调节(非中性)作用”的观念影响深远，转向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确立税收中性作为税收改革主要大纲的基础上，政府间的税收安排应遵循三个基本大纲。 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税收归中央，具有流动性税基(辖区间易发生税收负担转嫁)的税收归中央，税基分布不均衡的税收归中央。 增值税具备这三个条件，立法权、管理权的征收、收入的所有权归于中央的理由相当充分。

但这样一来，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 理论上，地方政府应该拥有哪些税基不具有地理流动性的税收？ 只有这样，地方政府征税行为的影响才会波及其他管辖区，也就没有将税负转嫁到其他管辖区的可能性。

税基无流动性的税收也有能力实施差别税率，以充分反映地方政府辖区居民对地方税收与服务组合的偏好差异。 由于具有高流动性，营业税不是理想的地方税。 从长远来看，理想的选择是将“土地财政”恢复为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税，即按照房地产的判断价值向房地产所有者征收的受益税。 赠与税和遗产(或遗产税)也需要及时考虑征收，但其目标是公平分配，而不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价格(税负)和受益匹配)群体之间的匹配和地理匹配。 没有税基流动性的其他税收也需要确立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

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确立之前，如何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的调整来消除增税对地方财政和地方服务能力的冲击？ 其中有两个相反的目标:既要维护改革前地方的既得权益结构，又要促进地方基本财政能力的均等化。 两者非常难以调和和取舍。 维护既得利益要求在增税后继续和加强现行的以源泉为基础的税收返还式转移支付。 这意味着哪些营业税收入高的发达地区在营业税改革后将被返还，远远多于营业税相对少的欠发达地区。 这违背了财政能力均等化(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根本的转移支付目标。

最后，增税还要求反思税务机构的设置问题。 中央和地方税务机关需要继续分设吗？ 分开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合并比较好吗？ 答案部分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作用。 如果强调让地方政府扮演收税者的角色，那么分设可能还需要地方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分设的理由就值得怀疑。 从经济合理性来看，从单一制国家的结构来看，分设的理由似乎也不那么令人信服。

最大的好处

减少重复征税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s2/]

郭伟(税务师)。

加税的推进不仅是为了应对重复征税的问题，也是为了促进公司变革的快速发展。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推进增值税改革是从细节入手，牵肠挂肚、全身而动的措施，这不是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简单转变，而是重大的制度创新。 通过逐步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有助于基本消除这方面的重复征税，实现公平税负，实现对货物和服务的统一征税，防止重产品、轻服务问题。 这符合简化和规范税制的要求，体现了税改的方向”。

增值税改革的好处不仅在于处理公司重复征税的大问题，还推动了社会产业化分工的精细化，纳税人不会因为税收原因导致重复纳税，这有利于任何自主创业的公司健康生存快速发展。 担心外包自己的业务几乎没有税负增加的因素，让这些大公司做好自己的核心东西，把不太重要的项目社会化，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还处理了增税和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例如，即使是同样的月饼，如果在餐厅买的话，也要按5%征收销售税。 在超市买的话，按17%征收增值税。 餐厅实行销售税，所以相对来说比在超市买纳税要低得多。 因为月饼这样的食品附加值很大，所以超市月饼的增值税税负会远远大于餐厅。 同样的房屋，钢结构的情况下，必须分别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而水泥、沙子、砖头建造的房屋，只征收营业税，另外，由于房屋缴纳营业税，设备不能进行增值税抵扣，所以不能进行增值税抵扣。

对于交通运输公司来说，由于过去的物流公司大多是以骑自行车依赖运输公司的方式运营，这个领域缺乏龙头公司，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没有更新车辆的积极性，所以整个交通运输公司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次增值税改革的目的是重复征税作用小，政府可以通过规模化交通运输公司和购买新的交通工具来获得足够的增值税抵扣，因此提高了对运输工具更新换代的积极性有了越来越多的方向。

欧洲有97%左右的公司是15人以下的小公司，但是欧洲各国经济迅速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国在这期间强调了越来越大越强。 其实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公司，如石油、航空空、电力等公司可以做大。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还需要自己生产产品。 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和公司的房子过分追求大小和完整性，常常忽视公司之间的合作。 这次增值税改革的结果是，将与国家安全保障无关的“农户饭庄”式的公司经营模式变为“小吃广场”式的经营方法，但是这种转换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时间。

营业税的征税主体是行为类，而增值税的征税主体是实物类，在计划经济时代，重产品轻服务的结果是增值税成为国内第一大税种，营业税的征收不受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多样化，特别是重产品轻服务会导致公司经营理念的停滞。 因为它停留在人与物之间的交易上，以前可以买产品送服务，或者服务可以收很少的钱，但是现在可以买服务送产品了。 比如，买电话费送手机。 服务在商品价值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这也是人们生活不断提高的具体表现。

随着公司对服务重视程度的提高，服务应该具有社会化和多样性，但营业税的重复征税，给提供哪种服务的公司带来了税负担的增加？ 国税总局也多次对一点点的领域和公司的批准可以按差额征税，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营业税属于地方，如果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体制不进行重大改革，这个问题就不容易处理，所以这次营改增是中央政府双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