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年龄36岁的科研从业者 最需要的激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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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

自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以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张赛锋已经进行了9年多的相关行业研究。 从博士毕业到现在，他三次入选相关行业的科研项目和人才激励计划。

今年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朱磊，这两天刚完成40万元的项目经费预算。

武汉同济医院的陈老师也是，最近刚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材料准备，最终一经评估，她将获得20万元的科研经费。

这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科技工作者，最大不过34岁，最年轻的还不到30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科技工作者的年龄结构。

根据中国科协去年年底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国科技工作者队伍平均年龄为35.9岁，在2008年和2008年的两次调查中，该数据分别为37.4岁和36.8岁。

第四届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项目小组组长、中国科协创新战术研究院研究员邓大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结果。 从长远来看，未来10~20年科技工作者还将继续年轻化。

在年龄结构年轻化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激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也是构建科技创新体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激励力变大

我国科学家赵红州提出“科学创造最佳年龄规律”。 也就是说，优秀科学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最佳年龄带为25~45岁，峰值年龄为37岁左右。

我国人力资源的快速发展决定了科技工作者的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势。

邓胜对记者说，目前我国的科研人员大部分是年轻人，这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科学技术人员大部分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成为管理层。 目前，科技事业的主力是这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科技人力资源的结构由供给数量决定”。

在青年科技人员的激励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主要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提供支持。

在基础研究行业，自1986年成立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基金委”)在优秀青年、优秀青年、青年基金等多个项目上支持了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

这32年间，国家基金委年资助额从8000万元增加到每年267亿元，增长了300倍以上，占我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7%。

陈老师是准备申请国家基金委员会青年基金的一员。 医学博士毕业后，她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工作。 “国家青年基金的含量很高，首要用于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支持。 我们通常在每年3月提交在线申报系统，但在院子里申报的同事基本上要提前2~3个月准备。 ’她告诉记者，周围同龄的同事中，基本上符合要求的人都会申请。

除了对国家基金委员会基础研究的支持外，在后续应用、中长时间研究和培养方面也有相应的支持政策。 例如青年人才支援项目、中国青年科技创新奖、国家要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等。

朱磊在年上海交通大学留学任教，先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又在留学后的第二年获得科技部国家要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原青年973 )，这也成为他科研起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

积累和沉淀是朱磊提到最多的两句话。 他认为:“接受这些援助其实是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需要从学生时代和讲师阶段开始积累，毕竟科技行业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

畅通外部人才回国的通道

无论是上海的启明星计划，还是武汉市青年科技晨光计划、浙江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等，都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相应的青年科技人员支持项目。

张赛锋表示，对于青年就业人员，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支持，近年来，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他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以上海为例，在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方面，从毕业到研究阶段的经费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最初是博士毕业的时候申请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拿到10万元的经费，可以买一点光学设备、材料和零部件，第二次申请额度更高的上海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项目。 ”

除了对本土科技人才的支持外，我国还将在吸引海外归国人才方面创造良好的环境。

以科研创新为先导的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例，除国家一律提供的50万元一次性不重复的生活补助和100万~300万元的科研经费外，各地区高校也各有特色和差别的优越待遇。

持续上升的归国人才数据也与强有力的激励一致。 ~年，中国留学生回国比例直线上升，从最初的2.9万人增加到5.3万人。

朱磊表示，在获得的启明星计划和其他科研项目的激励中，本土科技工作者和海外引进人才大致各占一半。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向记者指出，目前在我国科技体系建设中，本土和海外归国科技人才也同样重要。 这是因为内部要营造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的氛围，畅通外部人才回国的通道。

收入体系依然有所改善空之间

良好的激励制度适应了科技人员的正面反馈。

上述《报告》表明，科技奖励的正面示范效果明显。 科技工作者的22.2%在近三年内获得过科技奖励，平均获奖数为2.1个项目，高于全年的17.2%。 在科技奖励的社会影响方面，85.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正面示范效果非常明显或比较明显，高于年的81.7%。 八成以上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奖励有助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增强科技人员的责任感，提高科研生产质量。

但是，年轻的科学技术人员也面临着比前辈更大的压力。 “还是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多，分母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邓大胜指出。 科技工作者的收入体系还在相当程度的改善空之间，特别是做一点基础研究的人，或者短期内科研成果无法转化的人，需要考虑如何给予更稳定的收入。

《报告》指出，近年来，科研人员收入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 科技工作者平均年收入90985.5元，比去年增长22.7%。 但是，科技工作者对当地收入相对地位的评价持续下降，33.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的压力来源于经济收入。

作为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的获奖者，张赛锋40万元的项目经费用于培养越来越多的项目团队的研究生，“大致占4到5成，其他用于买设备和测试费”。

朱磊的收入主要由固定工资和业绩构成，项目人员的经费用于发放团队学生的劳务费用。

与收入问题相比，他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无形压力。 目前，科研行业正在推进“脱帽子”、“去品牌”的行动，但朱磊表示，这些帽子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科研水平，但短期内将被用作评价标准。 说到底这是独木桥，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压力也从这里产生。 ”朱磊说。

比较这些问题，国务院去年7月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高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和推进科研人员负担减轻的7项行动，都从经费管理、考核激励制度等多个方面推进了科技行业的“放管服”改革，推动了科学

张春晓指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目前仍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完全持续下去。 只有机会增加，平台完善，为青年人才提供的途径才能扩大，形成良好的机制，而不是年功序列近退休年龄才能有成果，“能者必有用”。